故宫为中国明、清两代(公元1368～1911年)的皇宫，依照中国古代星象学说，紫微垣(即北极星)位于中天，乃天帝所居，天人对应，是以故宫又称紫禁城。明代第三位皇帝朱棣在夺取帝位后，决定迁都北京，公元1406年即开始营造宫殿，至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落成。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的封建帝制——清王朝，1924年清逊帝爱新觉罗·溥仪被逐出宫禁。[3]

故宫博物院的建院和开放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清王朝政府宣布退位，这座宫殿本应

清铜镀金写字人钟，钟表馆陈列全部收归国有，但根据当时临时革命政府拟定的《清室优待条件》，逊帝溥仪却被允许“暂居宫禁”，即紫禁城后部的“后寝(内廷)”。当时的政府决定，将热河(承德)行宫(即承德避暑山庄)和盛京(沈阳)故宫的文物移至故宫前半部的“前朝(外朝)”部分，于1914年成立了古物陈列所。[3]

溥仪居宫内，一直与亡清残余势力图谋复辟，且以赏赐、典当、修补等名目，从宫中盗窃大量文物，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严重关注。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组织摄政内阁，修改对清皇室优待条件，将溥仪逐出宫禁，接管了故宫，同时成立“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清理清皇室公、私财产及处理一切善后事宜。[4]

1925年9月29日，“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制订并通过了《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设临时董事会“协议全院重要事物”，由董事严修、卢永祥、蔡元培、熊希龄、张学良、张璧、庄蕴宽、鹿钟麟、许世英、梁士诒、薛笃弼、黄郛、范源濂、胡若愚、吴敬恒、李祖绅、李仲三、汪大燮、王正廷、于右任、李煜瀛等21人组成。又设临时理事会“执行全院事物”，有理事9人。下建古物馆、图书馆。李煜瀛为临时董事兼理事长，易培基任古物馆馆长，陈垣任图书馆馆长。

“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曾对故宫文物逐宫逐室地进行了清点查收，事竣后整理刊印出《故宫物品点查报告》共6编28册，计有9.4万余个编号117万余件文物。据1925年公开出版的《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报告》一书所载，清代宫廷遗留下来的文物包括三代鼎彝、远古玉器、唐宋元明之书法名画、宋元陶瓷、珐琅、漆器、金银器、竹木牙角匏、金铜宗教造像以及大量的帝后妃嫔服饰、衣料和家具等等。可谓金翠珠玉，奇珍异宝，天下财富，尽聚于此。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图书典籍、文献档案。为此故宫博物院下设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分别组织人力继续对文物进行整理，并就宫内开辟展室，举办各种陈列，还编辑出版多种刊物，公开资料，进行宣传。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人文荟萃，极一时之盛。

经过一年的紧张筹备，于1925年10月10日在乾清门前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建院典礼，并通电全国，宣布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开放的第一天，人们以争先一睹这座神秘的皇宫及其宝藏为快，北京市内万人空巷，交通为之堵塞，此亦成为当天各大报纸的重大新闻。

故宫博物院的中央政府接管

1926年，李煜瀛、易培基受到段祺瑞政府通缉，被迫离开北京，清皇室致函斡噱

宋定窑孩儿枕，陶瓷馆陈列孚，要求溥仪回宫，故宫博物院存亡危在旦夕，临时董事会、理事会改而成立了“故宫博物院维持会”，以支危局。1927年9月，张作霖所控制的政府又宣布成立“故宫管理委员会”，强行接管故宫博物院。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结束。6月，南京国民政府接收了故宫博物院。10月5日颁布了《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及《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条例》，规定“故宫博物院直隶于国民政府，掌理故宫及所属各处之建筑、古物、图书、档案之保管、开放及传布事宜(按：所属各处系指故宫以外之大高殿、清太庙、景山、皇史宬、实录大库等)”。国民政府任命理事27人，复由理事会推举理事10人。李煜瀛任理事长，易培基任院长，院以下设秘书处、总务处、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古物馆馆长为易培基(兼)，文献馆馆长为张继，图书馆馆长为庄蕴宽，至此故宫博物院大局初定。[5]

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南迁和一分为二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日本帝国主义鲸吞了中国东北领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又步步进逼华北，形势危急。1933年，易培基遭诬陷离职。马衡接任院长。同年，故宫博物院为保护其文物安全，不至遭战火毁灭或被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决定采取文物避敌南迁之策，择其精要装箱南迁，并在南京建立文物库房，成立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从1933年2月至5月，先后检选出文物、图书、档案13427箱又64包，分五批先运抵上海，后又运至南京。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南迁文物又

明弘治黄釉描金双耳罐，陶瓷馆陈列历尽艰险，沿三路辗转迁徙至四川，分储于巴县、乐山、峨嵋山等地。日伪占领时期，故宫博物院在北平仅勉强开放。日伪从故宫掠走铜缸、铜炮、铜灯亭计149件，溶毁制造武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北平收复，国民党政府再度接收故宫博物院，马衡继任院长，三处南迁文物复集中于重庆，于1947年运回南京。1947年9月，古物陈列所合并至故宫博物院。

1949年2月，北平解放，故宫博物院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接管。同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故宫博物院隶属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5] 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之际，自1948年底至1949年初，南京国民党政府从南京库房中挑选出2972箱文物运往台湾，后于台北市士林外双溪建立新馆，公开对外展出。余下的大批文物，在1949年以后陆续运回故宫博物院一万余箱，但至今还有2176箱仍封存于南京库房，委托南京博物院代为保管。

建筑维修和整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职工以崭新的精神面貌投入工作。拔除杂草，疏通河道，清理垃圾。50年代初，从宫内清除出去的上百年的垃圾竟达250000立方米，自此院容焕然一新。故宫博物院制定了“着重保护、重点修缮、全面规划、逐步实施”的古建维修方针，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许多残破、渗漏、濒临倒塌的大小殿堂楼阁得到了修复和油饰，愈显金碧辉煌。院内各处高大宫殿都安装了避雷设施，又以巨额投资建设了防火防盗监控系统和高压消防给水管网，使这座古老的宫殿建筑得到了更加有效的保护。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在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彻底整治了环绕故宫的筒子河，更好地凸现了昔日皇城的风貌。

管理机构调整

1951年故宫博物院业务管理机构进行了调整，院以下设陈列、保管、群众工作、古建筑管理等部及图书馆。文献馆改称档案馆，后划归中央档案局，成立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54年建立了文物印刷工厂。同年夏吴仲超接替马衡任院长。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故宫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故宫博物院设有陈列、保管、群众工作、古建筑管理、开放管理、服务等部及研究室、图书馆、出版社、文物修复厂、文物保护科学实验室、古代建筑修缮队、安全保卫处等机构。

文物整理充实和库房维修

1949年以后，对故宫的文物重新进行了整理编号，计有“故”字号文物78万余件，加上新入藏的“新”字号文物21万余件，总数近百万件。建院以来，对文物进行了科学鉴定、分类，利用故宫旧有房屋按文物类别建立了一系列库房。为确保文物安全，除了不断改善库房条件、制定严格的文物保管和使用规章制度外，逐步引进现代化设备，开展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对原有损伤、残坏、破旧的文物，进行了修复，重要文物加以复制，迄1985年累计达1.1万余件。

红山文化玉人兽像在文物工作方面，五六十年代的重点是对故宫博物院旧藏的清宫文物重新清点核对，登记造册，进行鉴别、分类和建档，纠正了过去计件不确之处并增补了遗漏的文物，例如从杂物堆中发现了用草帘裹着的象牙席、修复漱芳斋戏台时发现在地板下存放的传为唐代卢棱伽的《六尊者像》册等。通过长达十余年的工作，总计清理出清宫旧藏文物七十一万余件。与此同时，还通过国家调拨、向社会征集和接受私人捐赠等方式，新入藏文物达二十二万余件之多，大幅度地填补了清宫旧藏文物时代、类别的空缺和不足，诸如石器时代的彩陶，商、周时代的青铜器、玉器，汉代的陶俑，南北朝时代的石造像，唐代的唐三彩等。而新入藏的古代法书名画尤为大宗，为世所注目。如晋代陆机《平复帖》、王珣《伯远帖》、顾恺之《洛神赋图卷》，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唐代韩滉《五牛图卷》、杜牧《张好好诗卷》，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卷》，宋代李公麟《临韦偃牧放图卷》、郭熙《窠石平远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等，均是人间瑰宝。此项工作数十年坚持不懈，近年还从市场上以巨资购回宋代张先《十咏图卷》，元代乃贤《城南咏古诗》，明代张宏《延陵挂剑图》、沈周《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清代石涛《高呼与可图卷》等，尤其前两件是溥仪以赏溥杰为名从宫中盗出而流散民间的，今日复归宝藏。

为保护好这批数量巨大的古物瑰宝，从五六十年代起对原有库房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整，采取了防潮、防虫的各种措施。九十年代后又建立了新的文物库房，可入藏文物六十余万件。新库房恒温、恒湿，防火、防盗，并采用现代化技术自动控制，可保文物安全无虞。自1950年开始，组建了文物修复工厂，1980年扩建为文物保护科学技术部，继承、利用传统工艺技术和引进自然科学新成果，对残损的文物进行修复，数十年来为本院及兄弟单位累计修复文物达十一万余件。

2014年1月6日，故宫博物院全日闭馆谢客，正式恢复了中断30余年的每周一天常规休息。同日，俗称“金銮殿”的太和殿，启动1994年来第一次彻底保养。